养病期间，难遣永昼，偶从架上抽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一册，翻得严有翼《艺苑雌黄》中有记宋词人柳永逸事一则，其文曰
“柳三变喜作小词，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这段记述中的柳三变是宋代著名词人柳永的初名。柳永字耆卿，曾官屯田员外郎，是北宋仁宗时拥有大量读者的词作者。宋叶梦得在所著《避暑录话》中记他任官于丹徒时，曾遇见一位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是可见柳词流传之广。其中“上曰”的“上”是指宋仁宗。在宋人的著作中，记仁宗这件事的有多处，有的只是说法略异，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说：
“仁宗留意风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如果剔去仁宗那些一本正经的种种借口和撰述者那些阿谀皇帝的藻饰美词外，无论是“且去填词”，还是“且去浅斟低唱”，都有值得作为史鉴的地方。一个“薄于操行”而在填词创作上已有成就的员外郎（比附为处级），即使仁宗能够“明扬仄陋”，把柳永不次擢升为郎中（比附为局级）、侍郎（比附为副部级），也许只是个毫无政绩的“花花官”；而仁宗却能看中柳永的长处，扬长避短，让柳永“且去填词”，无意中造就了一代词人。纵使柳永未能入传《宋史》，但他创作的大量作品，确为后世留下重要的文学遗产。他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雨霖铃）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等名句一直脍炙人口，为人传诵。柳永虽然正史无传，但南宋以来各种文学评论著作无不给予颇高的评价，甚至有“杜诗”、“柳词”之并称，而且评价越来越高，清末民初的词家郑文火卓即评说：“屯田（柳永官屯田员外郎，故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做挥绰之声”（《大鹤山人词论》）。近代以来，各种文学史、词史、诗史无不以相当篇幅涉及柳词。这就是宋仁宗之所以为宋仁宗，知人善任，尽其所能，为有宋一代文苑增添异彩，开拓了宋代文学主流———宋词的广阔天地。
“且去填词”已说过去近千年，但它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史鉴的作用。不过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对人才的“且去填词”，确非易事。“文革”过后，平反纠错，落实政策，可谓是一次不错的重才举措，但是有人认为还要为之找顶合适的乌纱帽带上才算“真正的落实”。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在指挥对人才的使用。有一位拥有男女老少广大读者群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他的作品不仅有纸书，还有影视片，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柳永的“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真是“凡有人聚处，都在说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评价与其社会职能如何等问题不是我的学养所能议论；但是，金庸小说无论从数量和技巧水平看，可以称得起是这一领域中的大师级人物，并能进而独领这一领域的“风骚”。可不知为什么偏偏要在“武侠小说大师”的桂冠上，又重重地加上一顶某大学“文学院长”的乌纱帽？总揽院务，无疑会少写多少部武侠小说，有碍于大师的更上层楼。另有一位中国最年轻的郑院士，在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高科技领域中极有成就，但偏偏让他坐上西北某大学副校长的交椅，分管人事和外事。类此之例，不在少数。不久前，在报上看到一篇《“重才”不等于戴“乌纱”》的短文，认为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的用人导向，也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确是警策之语，而且更是对专业人员从事专业权利的剥夺。如把“乌纱帽”戴到适合戴和想戴的人的头上，而让金大侠“且去写武侠小说”，让郑院士“且去搞机器人”，让各种卓有成就的人才都“且去”这个，“且去”那个，两全其美，各得其所，岂不懿欤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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